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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么，周莹嫁给吴聘的时间应为1869+15=1884年。这里就涉及到王杰剧本里的几处问题，一个是百般赏识周莹的公公吴蔚文，历史上死于光绪丙子年，即公元1876年，那时候周莹只有8虚岁，放今天还在上小学呢，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具体的人情互动，更大的可能是根本不认识对方。

    吴聘是吴蔚文的独子，在1876—1884年间，应该已经是吴家东院“实易堂”的掌门人了。要注意的是，吴家的后人称，吴聘和周莹婚后3年才去世，两人还育有一女，可惜夭折，似乎也不可能。因为《续修SX通志稿》记载：光绪十一年，安吴堡封二品夫人。吴周氏捐银四万两有奇，重修落成，知县涂官俊建立碑亭为文纪事。

    光绪十一年即公元1885年，《重修ZY县志》则明确了吴周氏（周莹）受封的细节：县文庙自壬戌乱颓圮……周承夫志，独立认修，三年竣工，费金四万余。事闻，给二品封典。也就是说，至迟于1885年吴聘已经去世，所以其妻才能继承“遗志”，如果人活着自然不存在“遗志”了。之所以说至迟，因为工期还有3年，可见这项工程可能是吴聘开头，周莹咬着牙挺下来，竣工后，得到清朝的二品夫人封典奖励。

    总结一下，就是这对小夫妻最多最多共同生活了2年。当然，《续修ZY县志》里的记载更残酷：成婚之夕，夫病沈，逾十日亡。无子。也就是结婚10天，吴聘就去世了，这倒是和当地民间传说吴家是娶周莹“冲喜”的说法吻合，不过，王杰改编时为了故事性特地给了两个年轻人一段甜蜜时光。

    周莹到底是不是“首富”？对于周莹经营产业的细节，其实在地方志里很少涉及，里面大量记载的是“安吴寡妇”乐善好施、热心公益的事迹，所以，只能根据各种零散的材料来重拼周莹的商业版图。按照吴宓的回忆，安吴堡吴氏新支共十家，皆“富室”，“然土地皆不多”，即主要以经商为主，自清朝中期以来，分为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，五大院，其中东院最为财雄势大。东院的大发家，按照《泾阳文史资料》收录的刘铁涯《安吴寡妇》一文所说：主要是由于吴蔚文得了办理淮盐盐务之后（在户部注册，承办JS、JX、AH等省盐业的专卖权）。他凭借着手中掌握的几百盐引，（即政府发给的专卖盐业执照，一引为四百万斤。）在扬州设立“裕隆全”盐务总号，各地设立分号，一年就有几百万两银子的收入，盐商在当时是最有钱势的官商，是其他商人望尘莫及的。但是在资料中就有一个常识错误。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起义平定后，受命整理两淮盐务，在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指定淮北票盐章程，明确规定了：四百斤盐为一引，分捆四包，票、盐必须相符。这是淮北盐场，淮南盐场曾国藩则规定每引六百斤，分为八包，也就是说，上面的材料里至少是个“万”字，至于说一年有几百万银子的收入，更是与吴家持有几百盐引不匹配。

    曾国藩、李鸿章师徒先后整顿盐务，采取的方式是变相恢复票盐为纲盐，改原本的10引发盐为至少120引、500引才允许发运盐船，同时，逐步以拥有盐引数量为门槛，对应捐税后，划定旧商，允许其循环转运。按照这个标准，吴家所有的盐引至少有500道才能长期从事盐业，但是500引能否创造出每年“几百万两银子”的收入呢？似乎有些玄幻了，毕竟在江南残破不堪的1864年，仅淮北盐场的正额盐引总数就有296982引，淮南盐场更是4倍于此数，500引不过其中的1/30000，若是年入数百万两，那么整个两淮出盐的销售额就得近1000亿两之多……至于某些文章的数字就更不靠谱，说吴家手里有几百万盐引，要知道，道光年间两淮盐引总数才160万引左右，真垄断盐业到这个地步，光收税就够了，据光绪《两淮盐法志》记载，两淮每年的盐税岁入不过400余万两……如果算销售额，肯定要数以千万计。

    综上所述，吴家在扬州的主业规模，绝不可能达到年入几百万两白银的规模。

    可以确证的信息是，在周莹接掌家业之后，主要字号“裕兴重”发展到鼎盛时期，以邓监堂（SX岐山人）为掌柜，开拓主业制茶项目，创制名茶“天泰牌泾砖”，后来更令“天泰”、“德恒”两大品牌在西北各地畅销，占据SX茶商头把交椅。

    吴家经过囤积高卖之后，吴家在茶叶上大大获利，资产积累达到40、50万两，兰州分店的掌柜胡服九还做过多年的兰州茶业“总商”，可见吴家在当时西北茶业中的地位。

    按照周莹墓志铭上的说法：吴氏商业，巴蜀既雄，维扬尤盛，每届会计，若御偏师夥颐如林。

    吴家的商业布局，SC和扬州是两大中心，但是由于之前关于盐业收入的不准确，只能知道吴家在CD开有当铺，扬州盐务总号名为“裕隆全”，其分号遍及JS、JX、AH，其中JX的盐业同业有部分1920年代的资料留存，依据各家掌握的盐票数量排列盐商，可知裕隆全排位相对靠后。

    随着业务的发展，吴家还先后在HB、JS、SH、SC、ZQ、GS、SX等地开设了总号、分店，其中GS主要经营药材，HB主要经营布匹。

    从1884年到1900年的16年间，周莹的生意确实越做越大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也为她捐资办慈善，比如捐赠40785两修复“味经书院”、花费4万两重建文庙，乃至于向慈禧太后献金10万两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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