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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对于受灾较重地区的灾民，钟化民还要求粥厂设立的时间要足够持久，以保证灾民能够熬到麦熟之时；对于受灾相对较轻地区的灾民，钟化民在短暂地设立粥厂之后，便开始发钱赈救，希望他们能够尽早回到家乡，重建家园。在粥厂的选址上，钟化民针对各个地区的受灾程度和灾民的分布，提出“宁移官就民，勿劳民以就官”的观点，即：宁可让官吏辛苦些多跑跑腿，也要尽量减轻灾民的劳顿。

    在粥厂的管理人员的选择上，钟化民选的全都是从乡民中选出的“富而好义者”，也就是还有点良心，有点良知的乡绅地主们。为了激励他们的热情，钟化民还要要求各地州府隆重地向这些粥厂志愿者们颁发了聘书。这样的操作也保证了粥厂管理人员选拔的高标准，也加强了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。

    钟化民的一系列施粥之举，在第一时间挽救了挣扎在垂死边缘的大批灾民。

    这一系列的操作都在朱常洛派来帮助钟化民的人的眼下进行着，朱常洛要求他的人要无条件的服从钟化民的管理指挥，同时也要记录好钟化民在河南灾区救治灾民的所有方法策略，包括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记录下来。

    这样就方便将钟化民的救灾策略整理成册，若是以后再遇见灾年，被派出赈灾的官员们，亦可以学习借鉴，也可以防止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决策瞎指挥。

    在初步解决了灾民们的生存问题后，钟化民把救灾的方向调整到了灾区赈银发钱上面。

    为什么要发钱不发粮食呢？这是因为灾区的灾情有重有轻，而且钟化民能调集的粮食也是有效的，所以对待一些灾区不算严重的地区，钟化民就采取了直接发钱的形式，这样既可以节省手上为数不多的粮食，又可以缓解灾情不重的地区经济复苏，总体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善政之举。

    再加上受灾地区除了平头百姓之外，还有很多的读书人也在受灾，但是这些人的思想比较让人难以理解，他们都秉承着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“的“高尚”思想，觉得自己若是去了粥厂领粥就是受到了奇耻大辱。所以他们宁愿饿死在家里，也不去粥厂。这些举动在几百年后的人看来，这是一套非常可笑的理论，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这些却是被读书人视为关乎生死的”气节“！

    所以，新道德的标准不能去用来评判旧道德。当然，旧道德中的愚昧和糟粕也不能污染新道德。

    钟化民也是读书人，但他是一个务实派，所以他对这些书呆子的想法，还是非常了解的。于是，钟化民就让当地主政官员，或者他自己亲自上门，送上赈银。而且还得强调这是当今的天子和皇太子的赏赐。

    这些打小被忠孝思想熏陶的读书人，一听是皇帝和皇太子的赏赐后，个个都感动的痛哭流涕，然后才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些赈银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针对不同类型的灾民，赈济的方式也是会随着变化的，不能盲目的进行一刀切式的赈灾模式，关键还是要学会变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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